正阳门外东大街大江胡同一百一十四号是台湾会馆，这座1893年台籍士子开办的会馆在乙未之后就逐渐破败，门口所挂那块‘台湾会馆’的牌匾也因为年月历旧而黯然失色，低矮灰暗的屋子里，栖身于此的台湾才子连横正愁眉不展。

和十多年后其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新阿片（鴉片）政策讴歌论’为日据台湾当局歌功颂德不同，此时的连横还似一个心想大陆、誓死反日的爱国志士。辛亥时满清一夜垮台，早前被诸多士人认为是反贼的复兴会数月之内便得了天下，使得连横等台籍士子咂舌不已。新朝开国，民主共和也好、新君登基也罢，可偏偏选的是前明宗室重坐天下，本来鞑虏尽去、旧国光复在台湾岛内已引起震动，前明重出使得影响更剧，比如连横，他这么一个为守民族气节而‘从不参加’满清科举的志士，眼见着华夏重归正溯，顿时激动的不能自己。

曾多次渡海回大陆的连横在某一日忽然决心举家北上，面见明皇以求早日收回台湾，此想法虽好，但在其居京的这两年多时光里，虽上书无数，可中枢却毫无反应，以致他除了在各大报纸上频频发布复台言论外，只能屈身台湾会馆编辑台湾通史。去年末中日两国开战，几经上书的连横终于在上个月通过福建议员把话传到了外交尚书谢缵泰府上：他希望能面见总理，上万言书以求复台，但事情过了一个多月都未有回复，事情成不成，还未可知。

连横提笔皱眉间，门外边忽有说话声，只听门房的声音隔着门说道：“连老爷，张大人府上差人送了一份信过来。”

一说是张大人府上，连横以及另一侧坐着的吴子渝弹簧似的跳起来，这张大人就是两人所托的福建议员张琴，现在听闻其府上来信，一定是所求之事有眉目了。

靠近门边的连横飞快出门取信，而后又赶紧回房阅信，此时吴子渝已经将屋里的油灯挑的极亮，红彤彤的灯火照耀在两张红彤彤的面孔上，说不出的兴奋。只是，阅信的连横兴奋渴望的目光却随着文字渐渐发愣、转寒，到最后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全身无力。

旁边吴子渝见他如此，抢过信笺后看完也是长叹，用闽南话说道：“还是没有烧对香啊！”

“我就想不通了！都已经开战了，复兴军上个月还在杨村打了一个大捷，这台湾怎么就不能收复？即便不收复，面见我等又为何不可，这岂不是……岂不是让岛内士子寒心吗？”吴子渝感叹，连横则开始抱怨了，他自忖自己大义凛然，朝廷没有不见之理，可事实却……

“雅堂兄，我看总理大人还是担心英国人啊，英日两国可是同盟啊，像日本人在台湾报纸上宣扬的，如果我大明攻取台湾朝鲜诸地，英国人定是要宣战出兵的！”吴子渝劝解道，他也是台湾人，经商，常常在岛内和大陆间来往，其早年和连横创立栎社诗社，辛亥后受连横感召，今年也由香港赴京了。

“攻取不攻取台澎是一回事，可召见不召见又是一回事啊。”连横犹自道：“召见我等嘉奖封官是小事，可表示绝不弃台之决心才是大事啊！”

“雅堂兄，北京百里以外就是日军，听闻这次日军可是把国内的军队全派来了，说是要在京畿和复兴军决一死战，现在朝堂衮衮诸公怕担心战事都来不及，那有心思管台湾一岛之事。若是此战我国胜而日本败，那才有收复台湾之希望，若是此战失败，那怕又将是一个庚子！”吴子渝毕竟是商人，没连横执着，对时局的关注比连横多的多。

“日本国内？决一死战？”连横奇道，“哪里来的消息？我怎么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那老躲在宅子里怎么会知道，北京的报纸虽然被礼部管制了，但公使区却不在其中啊，”吴子渝说道着，从怀里拿出一份远东时报道：“杨村大战后，一个月时间秦皇岛海港就被日本紧急修复了，这短时间日本已加派十二个师团登陆京畿，到本月末直隶将有二十一个日本师团，总兵力按照英国记者的估计超过三十万人，京畿危险啊！”

抢过吴子渝手上的报纸，曾在沪上圣约翰大学就读的连横英文是看得明白的，一目十行的将文章看完后不安道：“京师能守得住吗？”

“复兴军也在增兵啊，虽说关外日俄相逼甚急，但这一个月各地都在抽兵北上，听说福建的第14师一部月初也动身北上，不日就要抵京。直隶平原上，可是要大战一场啊，若是我们胜了，不但国运逆转，整个东亚的格局也将为之一改。”吴子渝倒是一点也不担心京城安危，有上个月的杨村大捷，他认为再次打败日军不是难事，特别是丰润那边已经不在租界之侧，到时候复兴军乘胜追击，一定可以把日本人赶下大海。

吴子渝说着自己的看法，不过连横却没有放下报纸，他看完这则新闻，又在看其他的评论，待看到一个极为熟悉的名字时，他惊然道：“这梁任公居然赴台了。”

本来说直隶大战的，没想到连横却提起了梁任公，吴子渝鄙夷道：“是被林献堂请去的，哼哼，这帮人要玩什么文化抗日，请愿抗日，真是……”

正所谓‘一天下，两林家’，这林献堂也是栎社一员，但他更是雾峰林家的家主，此人本来也是心向中华的，但不想这几年却变了一个人，幻想着像爱尔兰人那样，通过政治运动以追求台湾自治，这是让吴子渝很不满的。在其看来，日本和英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体，爱尔兰人的那套办法换到台湾绝不会成功，真正能使得台湾从既非日本人、又不得自称中国人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尴尬境地里解脱出来，只能是武力复台，而近二十年的抗争失败说明，除了大陆朝廷武力攻台，台湾绝无光复之可能，林献堂那些人想通过政治运动争取台民自由，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北京的两个孤独客非议着日后被誉为‘台湾议会之母’的林献堂此时正神情振奋。八年前[ 按照历史1907年林献堂于东京面见梁启超，本时空因为蝴蝶效应，林献堂赴日旅行提前一年。]和梁启超在东京会面之后，在林献堂诉苦台民之疼，请教施救之侧时，梁启超断言‘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救援你们。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在初期，爱尔兰人如暴动，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队，终被压杀而无一幸免，后乃变计，勾结英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与英人分庭抗礼了’。

此一席话深深改变林献堂之一生，回台之后，他就开始筹划文化抗日和政治抗日，其后光绪复出，梁启超得到重用，他还是为此大醉数日，不想辛亥之后一切皆变。只是梁启超虽然失势，但林献堂‘抗日’之策却依旧按部就班的进行，不想今日调教中日战争不果的梁启超赴台，便让他更是振奋了。

台中雾峰莱园之五桂楼内，自戊戌变法逃亡后再次剪辫、潇洒依旧的梁启超看着敬仰自己的那些目光侃侃而谈：“中日相争，只是英米得益！须知米国早在数年之前，就想与日本开战了，那一次米国之大白舰队，耀武扬威访问厦门横滨，就是想以此压服日本；而英国，待日露战事终了，也开始和日本疏远，其根本就不想东亚有一个海上强国存在。

杨氏虽是华人，但却在米国长大，虽是华裔，但其心、其神，已经完全西化矣！这便是其和章炳麟等一心想要罢黜儒家之根本。此次对日宣战，说是反侵略，但最终之根本还是杨氏政府甘为米国鹰犬之故。须知在中日开战之前，日本并无开战之心，只想通过谈判给本国国民一个交代，毕竟东海之上，海军沉没四艘大舰。可杨氏之爪牙谢缵泰等，故意使谈判破裂以挑起战争，而杨氏本人其时也在各处巡视军工，表必定开战之志。

启超当初不知内情，只想着赴日通过昔日故旧化解中日纷争，不料赴日之后才得知战争已经无法避免，日军虽无开战之心，甚至连军装都未备齐，但几受杨氏挑衅，朝野抗议之下，不得不仓促应战。

辛亥以来，启超对杨氏初期还有怨恨，但时过境迁，也知道前清已是积重难返，确实要有一场大变革才行，但士为国家之基，复兴会等人不但不善加对待，更为博下等社会之同情，损士绅之利而讨好赌徒、光棍、乞丐流氓之辈，还美其名曰为减租减息，如此使得赤眉黄巾遍地，国家亿劫不可复，今日中日之战，便是明证。

此战若胜，那杨氏权势更炽、**愈固、独裁更甚，今日其能发动赤眉黄巾之流，强令士绅地主减租，他日其便可以充实国库发展实业为名横夺民财；此战若败，杨氏已操控国内大小报纸，只要不断鼓吹己方胜利就能安定民心，须知日本国力不济，英米调停下，总会有退兵的那一天。届时杨氏绝不会提复兴军之败绩，只会提些小胜利，也不会提日本退兵是基于英米之故，只会说这是自己的功劳，如此摇身一变，反败为胜，实在是卑劣至极！

诸君，这场大战本应避免，中日之间俱为黄种，本应交好协作以共抵白种才是，如此黄种才有更多生机，如此台湾之民才能得一正常国人之身份，然，杨氏为一己之私、专权之欲、婢膝之故，极力开战。哎！此乃中国之不幸，此乃台湾之不幸……”

在凝神倾听的诸人面前，梁启超忽然掉下泪来，仿佛是无法忍受心中之巨疼。在场的林献堂以及栎社等人顿时大惊，起身正要上前时，与梁启超同赴台湾的汤觉顿起身对着在场诸人道：“勿惊！勿惊！任公只是忧国甚深之故，诸君，任公此来台湾，旅途劳顿，今日还是到此为止吧。我们明日再叙，明日再叙。”

汤觉顿如此说，在座的栎社成员心中虽有不舍，可还是遗憾的起身告辞。对于这些只蜗居一岛的人来说，能亲耳听天子骄子任公对时局之剥析，已经是难能可贵了，特别是中日开战居然还有如此隐情，使得早先为朝廷而欢呼的诸人开始冷静，眼下这场战争看上去是为国为民的，可实际上还是为美国人打的。任公如果不说，谁能想象？谁又敢相信？

诸人出得花厅，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主笔傅锡祺走了几步忽然很是无力的坐在地上，如此无礼之状只让诸人大异，素来果敢的林载钊道：“复澄为何如此？”

“国事如此，我已痛不欲生，全身如处冰窖！上个月还在为杨村之捷欢呼，可如今…可如今……我华夏何时才能不看洋人的脸色，朝廷何时才不会成为洋人的傀儡，我台民…我台民……何时才能……”傅锡祺言道此忽然孩子般的淘哭，只让围着他的诸人也掉忍不住掉泪。

几人无语凝噎之后，蔡源顺号的当家蔡惠如劝道：“复澄你是累了，还是先回房歇息吧。我叫少英……”

少英就是林子谨，林献堂之侄，当林献堂决心通过不抵抗运动为台民争取权益后，他就被巧妙安排进了台湾总督府，以表林家恭顺亲近之意，而日本人也深以为喜，想树立一个榜样，逐渐对林子谨委以重任，这一次梁启超赴台至雾峰，他也跟着来了。

蔡惠如刚说林子瑾，却发现他不在身侧，只有叫着不远处的林家下人把傅锡祺抬回院子里，只等把他安顿好，诸人又围坐一圈，极力的想说些有趣的事情以使得情绪不那么低落。

这些人强颜欢笑时，身处一间小屋子的林子瑾正在写着什么，可是他的笔像是没沾墨水一般，笔迹过去，唯见一片空白。匆匆的花了半盏茶功夫，写好亮干的便条被他细细的卷成长条，小心塞到烟卷里，两头又用烟丝封死后，再装入烟盒，最后放回到一条香烟当中。如此摆弄停当，林子瑾找来下人，一通细细叮嘱之后让他把烟送出门去了。虽然已失踪了好一会，但完事的林子瑾并没有马上出屋和栎社的诸位才子叙话，而是掏出香烟抽了起来。

如果说身为大家族的子孙是林子瑾人生的幸运，但作为一个台湾人又是他的不幸，如果历史没有改变，他将在壬子年（1912）放弃日本国籍回归大陆，在与同时回大陆、却要逗留沪上泡妞的连横分手之后，他独自上京入了中国籍，而后在北京城里创办北方汽车行、修建京古公路，但自从遇见那些人那些事情之后，他的人生便被永远改变了。

——丙午年（1906）叔叔决心效仿爱尔兰，他就被送至东京，入日本学校，毕业后因为家世和学历被台湾总督府聘用，成为警察局里面的文书。虽然在台湾人当中，他饱受士绅尊敬，但在日本人眼里，他只是一条狗，常常被戏弄，可即便如此，文弱的他也无从反抗，只想着聘任到期之后不再续任，不想就在他忍耐了两年，还有四个月就要结束这种屈辱日子时，事情却发生了变故。

那一日，他所在的警局逮捕了三名‘暴动嫌疑分子’，虽然只是嫌疑犯，但一经逮捕，他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犯人照例是先审讯，因为担任通译的那个人生病，林子瑾便临时担任翻译。当时被抓的这些人似乎很镇定，任由日本人威逼利诱都是不屈，可审讯半天却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他们被逮捕的理由，只是因为身上有火药气味，虽然这些人解释说这是祭祖所致，但审讯官却认为那是林深河炸药，在林子瑾建议为求慎重再行调查时，审讯官将他训斥一遍后大声宣判：“审问完毕，宣告死刑！”此时他才发现，日本人是一定要把这三个犯人处以极刑才满意的。

林子瑾经此一次，心中无比灰暗，东京学校里学来的那些日本文明和先进之说被他完全抛弃了，在其后的日子里，更多的‘暴动嫌疑分子’被逮捕，他们也都例行审讯一次，而后便判处死刑，林子瑾每次都担任通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特别是那些人从容赴死的勇气，让他觉得自己无比的怯弱。

最后一次，警局再次逮捕了‘抗日义勇队’十二名‘暴动嫌疑分子’，这些人的首领是一个不到二十岁，面目俊朗的英俊青年。受审时这个青年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暴动嫌疑分子’都更坚定。

“姓名？”“不必说。”“你的身份？”“抗日义勇队支队长。”“你的上司呢？”“……”“你的级别？”“中尉。”“学历？”“师范初级学校毕业。”“你们有多少人？”“……”你们都在哪里活动？”“不必审问，要杀就杀！”他就这样说着，一笑，把后面的问题堵死了，日本人看着他脸上的笑意知趣的结束了审讯。

那天下午，林子瑾被命令随士兵一起押着这段时间逮捕的‘暴动分子’前往刑场，当到达之后，这些囚犯排成了一列，在一个已经挖好的壕沟边，他们被命令跪在壕沟的边沿。

行刑的时间到了。‘嘿伊！’一声，刽子手的喊声震动所有人的耳膜，日本刀挥动的闪光亮的人眼眼睛发花，低沉的‘咕嘀’一声，一颗头颅脱离身体滚了下去，而那失去头颅的身体，崩溃似的往前倒向了壕沟，颈脖处切口，紫黑的血，咕噜咕噜的喷发出来，把四周的黄泥全染做紫色的血斑。

随着行刑的开始，林子瑾开始感到一种身上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恶寒，几乎半失神的他勉强忍着，但越到后来，寒冷使他全身发抖到牙齿都格格打颤。

最后轮到那个义勇队长的处刑。林子瑾突然听到那个人叫他，那声音传来，他不得不一边颤抖着一边走过去翻译。

“不要用刀砍，用枪决好吗？”“那浪费子弹。”既然那没有办法，墓穴另外好吗？“只挖了一个，所以不行。”“是吗？”“还有什么遗言吗？”“没有。请给我一支烟吧！”“好。”林子瑾点着一根烟，让那个队长的嘴含着。他美美的吸着，白烟从嘴里吐出来，似乎这是世上最美的事情。

吸完烟，他断然道：“不必眼罩，我是军人！”然后又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可惜看不到台湾光复的那一天……”他的口中念着这句话将完未完时，‘嘿伊！’一声，刀光下他的头颅忽然脱离身体，骨碌碌的滚进了壕沟，接着身体也‘卟’的一声倒下。那一瞬间，林子瑾觉得眼前发黑，脸上感到飒的一阵冷风，就那样昏了过去。

‘好软弱的家伙！’他好像听见背后有人这样骂他，后来的事情就记不得了。

从那一日起，林子瑾便发高烧卧床不起，头上一直烧到四十度，意识不清，常常说着莫名其妙的呓语，最后他被送回了家……

烟很快就燃到头了，感觉到烟火的炙热，林子瑾从回忆中回过神来，不过他并没有马上扔掉烟头，而是等着烟火炙烧手指内侧好一会儿，才慢慢把烟掐灭，最后开门离了屋子。

花厅里刚才为国家台民心疼不已的梁启超正在欢笑，他似乎正在与林献堂作诗，看着诸人的欢笑声，林子谨理了理心情，尽量使得自己适才灰暗的脸活泼起来。他刚入花厅的时候，叔叔林献堂便看见他了，停语介绍道：“这是家侄少英。”说完又是沉声：“少英，还不快些见过任公和荷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