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五）于吉神书

《后汉书·襄楷传》：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有云：“臣前上琅邪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十余日，复上书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传》曰：“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此文颇相矛盾。楷前疏明言自上，何后疏又云宫崇献神书而顺帝不行邪？疏云其文参同经典，而传谓其多巫觋杂语，亦又不雠。楷前疏臣前上云云十六字，语意未完，且与上下文皆不衔接；后疏，前者宫崇云云五十二字，尽删之，于文义亦无所阙；盖作史者于成文每多删并，当时必有伪为楷文，称扬于吉神书者，范氏不察，误合之于楷疏也。

于吉为孙策所杀，见《三国·吴志·策传注》引《江表传》。《后汉书·楷传注》亦引之，而其文不全。《注》又引《志林》曰：“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又天子巡狩，问百年者，就而见之。敬齿以亲爱，圣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记于吉书与《后汉书》略同，而卷数互异，似是书卷帙，后来又有增加。自称百岁，乃方士诬罔之辞，吉安能授宫崇于五六十岁之前，又惑吴人于五六十岁之后？古书卷帙率少；又缣帛价贵，无论其为百余卷抑百七十卷，皆不易造作。然则谓吉以是书授崇，崇以是书上顺帝，恐皆子虚乌有之谈也。《后汉书注》曰：“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恐即造作是书者，妄托之于宫崇、于吉，并附会之于襄楷耳。于吉之死，《三国志注》又引《搜神记》，与《江表传》大相径庭。又《江表传》记策语谓：“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常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而《志林》推考桓王前亡，张津后死。裴氏案太康八年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广二州春秋》，亦谓建安六年，张津犹为交州牧。孙策死于建安五年。足见此等记载之不足凭矣。范氏书杂采之，又安可信邪？

襄楷事迹，亦见《三国·魏志·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云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冀州剌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当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愿驱除。于是与许攸等结谋。欲因灵帝北巡行废立。据其所记，则楷仍《后汉书》所称善天文阴阳之术者耳。楷两疏皆端人正士之言，陈蕃举其方正，乡里宗之，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岂信于吉神书者邪？

《楷传》言：“书上，即召诣尚书问状。楷曰：臣闻古者本无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后稍见任。至于顺帝，遂益繁炽。今陛下爵之，十倍于前。至今无继嗣者，岂独好之而使之然乎？尚书上其对，诏下有司处正。尚书承旨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汉初张泽为大谒者，佐绛侯诛诸吕；孝文使赵谈参乘，而子孙昌盛；楷不正辞理，指陈要务，而析言破律，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帝以楷言虽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数，故不诛。犹司寇论刑。”案《汉书·成帝纪》：建始四年，春，罢中书宦官。《注》引臣瓒曰：“汉初中人有中谒者令，孝武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置仆射。宣帝时，任中书官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专权用事。至成帝，乃罢其官。”《百官公卿表》记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而不记武帝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之事，然《萧望之传》言，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则瓒言确有所据。武帝所用，乃中书宦官，而非宦官始自武帝。宦官实自古所有，楷不应并此不知。且宫崇之书，顺帝时有司既奏其妖妄不经矣，楷果尝上其书，岂得云所言皆天文恒象之数邪？《楷传》之不足信，愈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