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史时地略说上

古史者，史之阙误最甚者也，得史前史以相证补，为益可谓弘多。然史前史之年代，远较古史为长；其地域，亦远较古史为广；不审所欲补证者，略在何时何地，而贸然引古迹以相明，则谬矣。如今人或以周口店之遗迹与伏羲氏事相傅会是也。然则欲治古史，不可不先审其所述者略为何时何地之事明矣。然一言及此，人必以为甚难，以古史所述，二者皆极茫昧也。

试论其时。最使人遑惑者，为其所说年代之长。《广雅·释天》曰：“天地辟设，人皇以来，至鲁哀公十有四年，积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曰：“《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岂不使人惊怖其言，若河汉而无极？今案将古史年代说至极长者，其说皆出纬候；而其所借资者，则为历法。《续汉书·律历志》载灵帝熹平四年蔡邕议历法：谓《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三统历以十九年为章，四章七十六年为蔀，二十蔀千五百二十年为纪，三纪四千五百六十年为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者，一元与六百十三相因之数。《路史·余论》引《命历序》，谓自开辟至获麟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汉书·王莽传》：莽改元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三百二十七万六千者，三万六千与九十一相因之数也。盖是时之人，以一切演进之迹，皆为两间自然之运，而古书述诸演进之迹者，悉傅诸帝王一人之身，纬说好为侈大，乃借资历法，假设一天地辟设之年。而以古书中诸帝王分隶其后，则其历时不得不极长。如《礼记》大题《正义》引《易纬通卦验》云：“遂皇始出握机矩。”注云：“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又引《六艺论》云：“遂皇之后，历六纪九十一代至伏羲。”谯周《古史考》：“遂人，次有三姓至伏羲。”《曲礼正义》引谯周云：“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祭法正义》又引《命历序》云：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校勘记》云：“监、毛本同，闽本二千作一千，惠栋校宋本同。”少昊传八世，五百岁；颛顼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帝喾传十世，四百岁；则是物也。知其所由来，则知此说原属假设，本不能据为典要，亦无人据为典要，可以置诸不论也。此说虽荒唐，亦有一用处，树立古史纪年之法是也。史有确实之纪年甚迟，而治古史者所欲求则甚远，不必史前史，即昔人之所著，其去确实之纪年亦远矣。以确实之纪年为元，自此以前，不得不逆计，究极不便。假设一较远之年为元，则此弊免矣。

古史所言古人年寿，亦不足据。《大戴记·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荣伊之言，固不近情；孔子之言，亦岂中理？今案古人述人事迹，大抵先定其寿为百年，乃以其事分隶之。《史记·五帝本纪》言：“尧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古四十而仕，过三十即可言四十，故舜以三十登庸。相尧历一世，中苞居丧二年，则践帝位必六十一。自其翼年起计，在位三十九年，适百岁也。然如此，则尧只得九十八，故又有为之弥缝者。《诗·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纪》云“尧即政七十年受河图。《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是也。此举其立说最密者，余类此者尚多。《书·无逸》言殷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石经》残碑作百年。《吕刑》言穆王享国百年，《史记·周本纪》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言百年者皆旧说也。《礼记·文王世子》：文王谓武王曰：“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亦以文王之年为百岁也。此盖古人好举成数之习？《汉书·律历志》讥张寿王言舜、禹年岁不合人年，此亦不免焉。然较诸纬说之弘大不经，相去已不可以道里计矣。

史事不能臆说，亦不能凭记忆以约略言之，故前二说皆不足用。求可信者，必资记载。记载为史官之职。古代史籍传诸后世，可为考校年代之资者，“谱谍独记世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语。为用最微。记言之史，或具一事之年月，而前后不能贯串。惟记事之史，多用编年之体，有历时甚久者，传之于后。古史之年代，固可大详，即或不然，亦可以诸国之史，互相校补，其为用诚甚大也。《汉书·律历志》曰：“《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无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为纪。”即以各国之史互相校补也。《史记·六国表》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此周室二字，当苞诸侯之国言，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周室能遍藏各国之史也。秦人焚书，于凡《诗》《书》，关系实浅。自汉以降，更无祖龙，而诸史《艺文》《经籍志》所载之书，皆佚多存少，果何往哉？惟史记在秦时为官书，使无祖龙之焚，汉代所存，决不止此。考证之方，愈后愈密，史籍之存者多，古史年代之详明，亦必不止如今日矣，诚可惜也。《史记·三代世表》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此所据者为谱谍。又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此所据者，为编年之史。又曰：“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此所据者，则记事之史也。《史记》纪年起于共和，早于《春秋》所托始者百十有九年。《韩非子·说难》曰：“《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君而取国者众矣。”《记》谓史记，云周宣王以来，盖所见者止此。宣王元年，后于共和者十有四年。足见诸家所考得之年代，大略相近，然非此之外遂无可考也。《三代世表》又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此即《十二诸侯年表》所谓“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者。谱谍即《世表》所著。数家隆于神运，《表》言“汉相张苍，历谱五德”，是其一事。历人取其年月，若张寿王者即其一人。其所言者固未必可信，然合多种记载，以天象人事互相校勘而求其年，其法固不可谓误。不能因用之者之不善，并其法而抹杀之。安得谓夫子所弗论次者，遂终于不可论次哉？刘歆所作《世经》，盖用此法之较善者，观其所言与古人所传之都数略相符合可知。《孟子·公孙丑》下篇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韩非子·显学》篇曰：“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昭王之功曰：“收八百岁之畜积。”其说皆略相符合。古人言数，固不审谛，然于其大致，则众相传，必不致大谬也。然则其所推得唐七十、虞五十、夏四百三十、殷六百二十九、周八百六十七，合二千有四十六年者，与实际相去，必不能甚远也。《续汉书·律历志》：安帝时，尚书令忠，訾歆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纪，差缪数百。此不必非歆之误，然论无纪年之古史，而所差不过数百，已不为大误矣。

然即谱谍亦非绝不足用。何者？人寿长短，自有定限，苟能知其世次之相承，自可推见其年岁之大略，此《世表》所由作也。古代列国谱谍已多无存，故《世表》所次，仅在共主。以后世之事况之，自夏以后，犹元自仁宗以后也；五帝之世，则自成吉思汗至武宗之比也；自此以前诸帝王，则如哈不勒、忽都剌之偶一出现矣。但知哈不勒、忽都剌，诚无从推测其年代；自成吉思汗至武宗，则虽纪年之史料尽亡，仍可据人寿之定限，以为推测之资也。亿定人寿为百年，诚不可信。然所假定为百年者，其寿及其执政之时，均不能甚短，则理无可疑。然则黄帝、高阳、髙辛三世，假定其在位之年各为古人所谓一世，似不嫌多，然则三帝合为九十年，以与二千又四十八年相加，凡得二千一百三十八。自此以上，帝王之名，多出谶纬既兴之后，有无殊不可知。即谓可信其有，亦或同时并立，而非前后相承，古各地方演进之深浅不同，故其人之见解新旧亦互异。如许行见解即甚陈旧。盖其所为之神农之言，流行于僻陋之区也。使非见于孟子书，著于孟子与其弟子辩论之语，人将疑其不出战国时矣。然则儒家所言三代之法，夏不必不出于杞，商不必不出于宋，周不必不出于鲁，亦或同时并立，非必前后相承也。诚以阙疑为是。然其事迹符合于社会演进之序者，其人亦决非子虚。儒家以遂人、伏羲、神农为三皇，而韩非子以有巢氏与遂人氏并举，《五蠹》。《庄子·盗跖篇》以知生之民与有巢氏之民并举，“知生”亦即遂人氏也。于行事当有所见，则亦哈不勒、忽都剌之比矣。其人不必同部，然究非如五帝之身相接，则更延长其所占之年，谓其各历百年，亦不为过，则合二千一百三十八年，当得二千五百三十八年矣。自周之亡至于今，又历二千二百有余岁。然则谓中国古史，始于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之间，虽不中，当不远也。

论地域亦有大略可言。东西洋之文明，缘起与传播皆异。西洋开化，起于欧、亚、非三洲之交，幅员较广，地形亦较错杂，故其文化亦多端。希腊、希伯来之异辙，即其显而易见者也。东洋则中国，盖其缘起于江河下流，幅员较小，地形亦较画一。故论中国文明肇基何地乎，溯诸邃古殊难质言，若求诸四五千年之前，则初不难断。人事可以亟更，法俗不能骤变。古代风俗：食以鱼与植物为主；衣以麻、丝，裁制宽博；居则以上栋下宇，革陶复陶穴之风；钱币以贝为主；宗教敬畏龙蛇；皆足证其起于巨川下流与海交会之地，此固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古帝王都邑之可考者，始于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以史称其与炎帝战于阪泉，又与蚩尤战于涿鹿，有战事相证，非如泛言丘邑、陵墓者，可以信口开河也。涿鹿、阪泉，实即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予别有考。论其地，则服虔谓在涿郡，张晏、皇甫谧谓在上谷，《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皆以汉世郡县名相附会，不足据。纣都朝歌，其游乐之地在于沙丘，盖即武王克殷后狩禽之所。见《周书·世俘》。尔时尚为兽蹄鸟迹所萃，安得黄帝时乃为名都？《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曰：“《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世本》古书，较可信据，则涿鹿实在今铜山附近也。《史记·五帝本纪》言：“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古南方之水皆称江。《殷本纪》载《汤诰》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可见古所谓四渎者，特就所居附近之水言之，如宋代之有四河耳。若水，《水经》谓出旄牛徼外，至朱提为泸江，乃以蜀山之蜀为后世巴蜀之蜀，致有此误。《吕览·古乐》曰：“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山海经·海内经》曰：“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曰若木，若水出焉。”《楚辞·离骚》曰：“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说文·部》：“，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榑桑。木也。”王荨友曰：“《石鼓文》有字，盖本作。……若字盖亦作，即之重文。加者，如字之象根形。是以《说文》之木，他书作若木。盖汉人犹多作。是以八分桑字作桒，《集韵》《类篇》：桑古作。《说文》收若字于部，从右声，亦似误。”此说甚精，若水实当作桑水。《东山经》曰：“《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北临食水。”又曰：“《东山经》之首曰之山，北临乾昧，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空桑即穷桑，其地当近东海也。《周书·史记》曰：“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独从蜀声，蜀山即独鹿之山，亦即涿鹿之山也。《御览·州郡部》又引《帝王世纪》，谓尧之都后迁涿鹿，《世本》谓在彭城，而孟子以舜为东夷之人，则五帝实迄未易地也。然汉族之肇基，尚不在是。《尔雅·释言》曰：“齐，中也。”《释地》曰：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北极为空桐，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可见华族古代自称其地曰齐州。济水盖亦以此得名。《汉书·郊祀志》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不居河洛之间，嵩高自非中岳。《释地》又曰：“中有岱岳。”其初盖以泰岱为中，故封禅告成功者必于是也。古称异族曰夷、蛮、戎、狄，特以方位言之，若论民族，则东与南，西与北其实是一。故《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此被发之被，为髲之借字。下西戎被发之被，为辫或作编之借字。“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同不火食。“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同不粒食。法俗不能骤变，前已言之。古于发饰甚严。北人辫发，南人断发，中原束发，恰成三派。南方之民，古称曰越，即后世之马来人。盖在江淮之域，居汉族之南。河济之间，直北为海，向西北则地较荒寒，故其开拓南向，至彭城附近，而与越人遇。三苗实居前行。俘其文身之人，则以为奴隶。其后本族之有罪者，以为奴，侪诸异族，即以异族之饰加之，黥刑于是乎兴。抑古之刑施诸本族者，本不亏体。至于亏体者，非降敌即间谍。其人既以异族自居，则亦以遇异族之道遇之，此五刑之所由作。中国奴隶社会究起迄于何时，今日尚无定论。三苗其奴隶社会欤？古书传其事迹多侈而虐，其以是欤？然三苗在当日，实未因俘翦越人而获利，而转以其侈而虐，为姬姓所败焉。然姬姓亦未能据姜姓之地，终乃并其故居之地而弃之。何哉？古书所言禹治水之事，若《禹贡》等，什九皆出傅会，此在今日，事极易见。禹自道之辞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书·皋陶谟》，今本《益稷》。海为夷蛮戎狄谓之四海之海，川为自然水道，畎、浍则人力所成也。孔子之称禹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真实史迹之可考者，如此而已。然自禹以降，遂不闻更有水灾，而使后之人兴微禹其鱼之叹者，何哉？自黄帝至舜，皆居彭城，而《周书·度邑》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周本纪》：伯阳父谓“伊洛竭而夏亡”，《左氏》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襄公四年。而《楚辞·天问》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皆以夏在河洛之域，何哉？累世沉灾，实非一时所克澹。自禹以降，盖稍西迁以避之。旧居之地，水灾深，水利亦饶，水利饶则耕作不待加功，而流于怠惰；水灾深，人力又无所施。而新迁之地，则适与相反，故其孟晋，反出旧居之上。西迁以后，故居之地，虽有水患，载籍无传，历久亦遂忘之，此后之人所以有微禹其鱼之叹也。晋之先为唐国，周公灭之，以封叔虞。《史记·吴世家》曰：“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此中虞、吴，当本同字，故以中国、夷蛮别之。北方之虞，初盖舜后所居也。《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水经·渭水注》：“岐水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阪泉、涿鹿，皆在东方，炎帝所长之姜水，决不能在岐下，盖其西迁后尝居于是耳。然则迁三苗于三危，亦非必尽出迫逐，盖亦因其自迁。后世申、吕、齐、许之祖，皆在西方，亦由是也。《易·系辞传》言神农氏“日中为市”，而《吕览·勿躬》云“祝融作市”，盖即一事，传者异辞。祝融盖即遂人氏之族，其大者如大彭、偪阳、邹、莒皆在东方，而西迁之芈姓尤大。芈姓初与鬼方为昏，鬼方盖即纣时之九侯，《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之九国，《诗》“我征自西，至于艽野”之艽野。宋于庭说，见《过庭录》。然则古代自东徂西之族多矣。要之自黄河下流，上溯至泾渭之间，南薄江、汉、淮水，则中国古史所及之区域。其远于此者，纵有传闻，必不审谛。睹《红崖刻石》而以为殷高宗伐鬼方纪功之辞，则不必审其文字之为真为伪，举其地而已知其非古人远迹所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