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九）古人周岁增年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绛县人七十三年》条云：“绛县人生于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当为七十四年，而《传》称七十三年者，古人以周一岁为一年，绛县人生正月甲子朔，于周正为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于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贾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岁故，与绛县人记年一例。《史记·仓公传》：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盖仓公生于冬末。”又《孔子生年月日》条云：“《史记》谓（孔子）生于襄廿二年，年七十三，则以相距之岁计之。”近钱穆撰《孔子卒年考》云：“狄子奇云：周岁增年之说，似未可泥。鲁襄公生于成公十六年，至九年为十二岁，是不以周岁增年也。绛县老人生于鲁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计当七十四岁，而师旷止云七十三年，是以周岁增年也。狄氏论鲁襄，确矣。至绛县老人，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卻成子于承匡之岁也，七十三年矣。谓是岁距前七十三年，非谓老人七十三岁。《春秋》昭二十四年，仲孙貜卒，服虔引贾逵云：是岁孟僖子卒，属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时年三十五。以周岁增年计，自鲁襄二十一年至此，仅得三十四，则贾氏亦以相距之岁计。窃疑贾逵以《公》《谷》载孔子生而《左氏》无之，故据《公》《谷》为说；而云年七十三，则本之《史记》，未曾细核。《左》昭二十年《疏》：服虔云：孔子是时四十一。四乃三字之误，则服虔亦自以相距之岁计。狄氏又谓《孔子世家索隐》云：孔子以鲁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生，则孔子年七十二，是以周岁增年也。然《索隐》之说，远在贾后，安知其不误据贾？乌从据《索隐》而逆定贾氏以周岁增年？又恶从据贾氏而逆定古人以周岁增年哉？”愚案：以周岁增年，或以相距之岁计，古人盖自有此两法，错杂用之，至劳后人之推校也。晋吏之与绛县人疑年也，绛县人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非故为是难晓之语以惑人，盖当历法未明时，从候草木之荣枯以纪岁，斯时之人，盖不知某年以某日始，以某日终，而以甲子纪日之法，则已知之，故于人之生，不能纪其岁，而徒累其日以为计。此自太古时事，春秋时非复如此，然习俗每沿之甚久，故绛县人犹不知纪年也。吏不知而问诸朝，则以是时朝市中人，已习用纪年之法，不复能据日数以推知其年之故。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此语不必牵涉历法，但以六十因四百四十五，得二万七千，其最后一甲子，尚仅历三之一，减去四十日，则为二万六千六百六十日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亥疑传写之误。故书当系一算式：二首即二万，六身即六千；下二如身，谓其下二位亦为六，犹今作二六六六耳。《左氏》之记是事，盖以见乡僻之人，犹有率古俗而与朝市中人不相中者。然此俗实非仅春秋时，至汉世犹有之。仓公言三十九岁，必尽三年，是其证。汉光武起兵时年二十八，崩年当六十三，而《纪》云六十二，二若非三之误，则亦犹沿古俗也。此法计算殊为不便，故历法通行后稍弃之，皆以相距之年计矣。

古人计数之法，有并本与除本之不同，亦足使后人疑不得实。《诗·天作笺》云：“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疏》云：“郑注《禹贡》，以为尧之时土广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广万里。王肃难郑云：禹之时土广三倍于尧。计万里为方五千里者四，而肃谓三倍，则除本而三。此云五倍，盖亦除本而五，并本为六也。”案《礼记·曲礼》：“生与来日，死与往日。”《注》：“与，犹数也。生数来日，谓成服杖以死明日数也。死数往日，谓殡敛以死日数也。”《仪礼·士丧礼》“三日成服”《注》引《曲礼》“生与来日”，《疏》云：“《丧大记》云三日不食，谓通死日不数成服日，故云三日不食。《孝经》三日而食者，是除死日数，故云三日而食也。”与来日即除本计，与往日即并本计也。古上溯高祖下逮玄孙为九世，是并本计。然《檀弓》“叔孙武叔之母死”，《注》云“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孙”，《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兹，兹生庄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则亦除本计矣。《史记》谓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而与贾逵据《公羊》生于襄公二十一年者，同云年七十三，疑亦并本、除本，计法不同也。

《左氏》昭公元年，祁午谓赵文子曰：“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注》云：“襄二十五年始为政，以春言，故云七年。”《疏》云：“殷周虽改正朔，常以夏正为言，此春正月，故为七年，年末医和则云八年。”案此但援今人所谓足七年之例释之可耳，亦不必牵涉历法。